11年前的5月24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习仲勋因病逝世。

　　提起习仲勋，广东人有着特殊的感情。1978年春至1980年底，习仲勋主政广东，其时间虽然不长，却正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。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支持下，习仲勋以“杀开一条血路”的精神，推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，率先实行对外开放。作为向中共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，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者，习仲勋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业绩正日益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，著名汉学家、美国学者傅高义在《先行一步：改革中的广东》一书中就作出了这样的评价，“当全国还笼罩着‘文革’的阴影时，习仲勋就开始在广东扩大农村市场和开辟经济特区方面发挥作用。”

　　傅高义所说的“扩大农村市场”、“开辟经济特区”，而今听来似乎稀松平常，但如果对当年的社会经济现实略有所知，对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稍存记忆，便能准确掂量其中的意义。据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公开出版的《习仲勋主政广东》一书所记，当时广东仍然实行农副产品的统购政策，向城镇居民发40多种限量供应的票证，但市场上商品奇缺，一位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寄给了习仲勋。这件事给了习仲勋强烈刺激，他决定以价格改革和搞活城乡流通为突破口，在全国率先进行农副产品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。1978年12月25日，广州率先在全国办起第一间行栏货栈——— 广州市河鲜货栈，这一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由政府统一制定农副产品价格的局面，迈开了农副产品放开价格的第一步。

　　抚今思昔，能不能说今天广东乃至全国农副产品市场的空前活跃、消费的极大丰富就是受益于习仲勋当年的改革呢？然而这样的改革置诸往日，却意味着很大的风险。放开价格，是“计划”还是“市场”？姓“社”还是姓“资”？当年类似的质问可以不假思索，却往往会让改革者如芒刺在背。

　　顶住这样的压力，胸怀改革抱负的人需要胆识，需要其能够清醒认知中国问题的症结，更需要他对国家民族抱持坚定的责任感。邓小平谈到改革开放时常会使用一个比喻，“杀开一条血路”，而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一条“血路”，实因中国改革者的最大对手，就是来自“左”的干扰，这种干扰由于其表面的色彩，常常让人无法辩论和说理，其破坏和杀伤力因此最为强大。

　　也许正是敏感于上述现实，在习仲勋逝世11周年之际，其一句“一辈子没整过人、一辈子没犯左的错误”的自我评定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。人们惊叹之余，也在思索：滔滔者天下皆是，在时代的洪流中，习仲勋何以能够特立独行？

　　首先当然归因于个人的品格。其次则应考察国家和人民利益在其心中的分量如何。习仲勋到广东时，正是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最严重的时期。1979年1-5月，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，逃出的近3万人。习仲勋为此到问题严重的原宝安县城考察，在沙头角镇“中英街”，看到香港车水马龙，宝安冷落萧条，他十分难受，对陪同人员说：“解放快30年了，那边很繁荣，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。”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，使习仲勋摒弃了把外逃民众视为阶级敌人的错误做法，从而采取了制止群体性外逃的根本措施，即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。据《习仲勋主政广东》一书统计，到1979年11月，全省偷渡人数下降到只有近百人。

　　究竟是色彩和口号重要，还是人民的富足和尊严重要？处理偷渡风波，原本存在着两种不同思路，而这两种思路的难易程度则众所周知，如果一个领导人对民瘼没有强烈的感同身受，他怎么可能舍易就难，甘冒不确定的风险？

　　今天纪念习仲勋，就是追怀其敢为人先的精神和视民如伤的情怀。习仲勋和他同时代的改革者们一起，从民众那里看到了变革的迫切愿望，初步完成了释放这一愿望的任务，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使命。如何从他们那一代改革者身上吸取力量，端在来者。

（原标题：[社论]从习仲勋那一代改革者身上吸取力量）